晨光再次漫進“殘憶齋”時，汪能已經坐在櫃台後近兩個小時了。
筆記本攤開在面前，左側是已經完成的青瓷瓶記錄，右側是空白的待寫頁。他手裏拿着筆，卻沒有立刻寫下什麼，只是盯着那枚“悔過鎖”——它靜靜躺在鋪着絨布的木托盤裏，在晨光中像一塊凝固的琥珀，封存着數十年前的眼淚與絕望。
店裏很安靜。李明道天沒亮就去市局檔案科了，說是要趕在老同事上班前先打好招呼。蔣良權應該還在研究所的資料室裏，昨晚發消息說找到了幾份可能相關的教育年鑑影印本，要通宵核對。
只有汪能留在這裏，守着店鋪，守着這些沉默的古物，也守着那個無名學生的等待。
他翻開筆記本新的一頁，在頁眉寫下：
“殘憶齋古物事件記錄·事件編號：002”
事件名稱：悔過鎖（暫名）
委托人：孫老師（退休教師，63歲）
物品描述：黃銅制老式門鎖，長約8cm，寬約4cm，鎖梁微彎。正面刻有藤蔓紋飾（已模糊），背面刻“悔過”二字（部分鏽蝕）。鎖身綁紅繩，串三枚小號銅錢。整體呈暗黃色，鎖孔周圍有異常磨損痕跡。
發現期：丙戌年九月廿三（公歷對應待查）
來源：委托人父親遺物。其父曾任民國時期私立“育才小學”校長，此鎖原爲該校某教室門鎖。
當前狀態：活性狀態（持續影響持有者及其血親）
已觀察現象：
夢境擾：委托人連續三個月夢見被鎖於老教室，無法逃脫。
幻覺感知：白聽見空教室人聲，物品無故移位。
記憶回溯（經店主共鳴確認）：鎖內封存一段記憶碎片——約1940年代，一名男學生因被冤枉偷竊，在教室上吊自。臨終前視線聚焦於此鎖，怨念附着。
血緣傳遞：委托人症狀始於其父去世十二年後，符合“父債子償”式古蝕傳遞模式。
執念核心推定：
表層：證明清白（“不是我偷的”）。
深層：獲得道歉/承認錯誤（尤其來自冤枉者）。
潛在：被記住名字，不被遺忘（“無名之魂”）。
關聯線索：
玄冥子印記：存放此鎖的木盒底部刻有蓮花標記，與西河鎮玉簪上蓮花紋一致。
叔父筆記記載：曾處理類似“悔過鎖”事件（丙寅年秋），通過尋得真竊者後人懺悔而化解，但“留有遺憾：貧生之骨早已無覓，名亦不存，終成無名之魂”。
玄冥子留言（據叔父筆記）：“無名之魂，需以名喚之，方得超脫。”
待查事項：
學生姓名、年齡、家庭背景。
偷竊事件真相：是否真爲冤枉？真竊者何人？
學生遺骨下落。
育才小學完整檔案（建校時間、班級設置、師生名錄）。
玄冥子與此事具體關聯（爲何在鎖盒上留印記？是否曾介入？）
初步行動方案：
蔣良權方向：查教育檔案、地方志、舊報紙。
李明道方向：查警方歷史死亡記錄、非正常死亡檔案。
孫老師方向：提供家族資料（照片、記、信件、口述記憶）。
汪能方向：嚐試深度共鳴獲取更多細節；整理已有線索交叉比對。
風險提示：
此鎖怨念已存在至少六十年，強度未知。
玄冥子介入可能意味着事件復雜度高於表面。
時間久遠，關鍵證人、證據可能已湮滅。
備注：此爲團隊首次系統化處理古蝕事件，應詳細記錄過程，爲後續建立標準化流程積累經驗。
寫到這裏，汪能停下筆，揉了揉發酸的手腕。文字落在紙上有種奇異的重量——不只是墨水，更像是把那些模糊的、流動的、危險的東西，用條理和邏輯暫時固定下來。叔父的筆記雜亂潦草，更多是私人化的感悟和警示；而他現在做的，是嚐試建立一套可重復、可傳遞的“方法論”。
不是爲了學術，甚至不完全是爲了解決眼前的事件。
是爲了那些被鎖在記憶裏的靈魂，能有一條被看見、被理解、最終得以安息的路徑。
也是爲了他自己——在這條越來越危險的道路上，不至於迷失方向。
店門的風鈴響了。進來的是蔣良權，手裏抱着一個厚實的牛皮紙檔案袋，眼下的青黑比昨天更重，但眼睛亮得驚人。
“找到了。”他把檔案袋放在櫃台上，聲音裏帶着壓抑不住的興奮，“育才小學的完整記錄——至少是能查到的部分。”
汪能立刻起身：“這麼快？”
“運氣好。”蔣良權從紙袋裏抽出幾份泛黃的文件，“市檔案館去年剛完成一批民國教育檔案的數字化，我托了研究所的熟人，凌晨就進去調了原始卷宗。育才小學成立於1928年，最初是慈善性質的義學，1935年改制爲私立小學，1949年停辦。校址在城北文昌街17號，就是你今天看到的‘育才花園’那塊地。”
他攤開一張手繪的平面圖復印件，線條已經模糊，但還能看出大概布局：一棟兩層的主教學樓，一個場，一排平房作爲教職工宿舍和廚房。圖上用紅筆圈出了幾個房間。
“這是1939年的校舍圖。據記載，1942年學校擴建，在主樓東側加建了三間教室。你看到的記憶碎片裏，教室是木格窗、黑板是刷漆木板——這符合當時低年級教室的特征，因爲經費有限，高年級教室才用得起玻璃黑板。”
汪能仔細看那張圖：“能確定是哪間教室嗎？”
“暫時不能。”蔣良權搖頭，“但有個線索：孫老師說父親晚年念叨‘那孩子不該那樣的’，如果指的是自的學生，那麼事件應該發生在孫老師父親擔任校長期間。我查了校長更迭記錄——孫老師的父親叫孫文翰，1937年至1948年擔任育才小學校長，正好覆蓋了整個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。”
“所以事件很可能發生在1937到1948年之間。”
“對。”蔣良權又抽出幾張表格，“這是能查到的學生名冊殘卷。1940年至1946年的部分相對完整，我復印了。但問題在於——名冊只有姓名、年齡、入學年份，沒有家庭住址，更沒有照片。而且，如果那個學生家境貧寒，很可能用的是名或簡名，甚至可能中途輟學，名冊上未必有記錄。”
汪能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，有些用毛筆書寫，有些用鋼筆，字跡各異。陳阿福、李二狗、王秀英、趙小栓……都是那個年代最普通的名字，像塵土一樣，隨時可能被風吹散。
“需要縮小範圍。”汪能說，“記憶碎片裏，那個學生穿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，布鞋破了洞。這說明他家境不好。當時上私立小學，哪怕是義學改制，也需要交一點學雜費。特別窮的家庭，孩子可能只讀一兩年就輟學做工了。”
“還有性別。”蔣良權補充，“從衣着描述看是男學生。年齡呢？你看到的樣子大概多大？”
汪能閉上眼睛，努力回憶那段短暫而清晰的記憶畫面：“個子不高，站直了大概到講台邊緣。臉很瘦，眼睛很大。感覺……十歲？最多十二歲。因爲如果更大，應該會反抗得更激烈，或者更有自尊心，不會那麼輕易選擇自。”
“十到十二歲，家境貧寒，男學生，可能就讀於低年級教室。”蔣良權在筆記本上記下，“這個範圍還是太大。1940到1946年間，育才小學每年在校生大概一百五十人，男生占一半以上，符合貧寒條件的至少三分之一。那就是……好幾十人。”
“所以需要更多信息。”汪能看向銅鎖，“我需要再進去一次。上次只看到幾個片段，也許有細節被我忽略了。”
蔣良權皺眉：“你昨天才共鳴過，精神消耗很大。叔父筆記警告過，頻繁深度接觸古蝕會增加記憶混淆的風險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汪能說，“但這是最快的辦法。孫老師下午會帶相冊過來，李明道那邊也可能有發現。在那之前，我想再試一次——不是完整的記憶回溯，只是像……調高感知靈敏度，看能不能捕捉到更多碎片。”
他頓了頓，聲音低了些：“而且，昨晚我感覺到鎖有心跳。雖然很微弱，但它確實在‘回應’。那個學生……他的執念還在等。等了六十年，甚至更久。我不想讓他再等了。”
蔣良權看着汪能，鏡片後的眼睛裏有復雜的情緒——有擔憂，有敬佩，也有某種學者式的好奇。最後他嘆了口氣：“如果你堅持，我可以幫你做記錄。但一旦發現你狀態不對，我會立刻打斷。”
“好。”
汪能重新戴上手套，拿起銅鎖。這次他沒有立刻嚐試共鳴，而是先做了幾個深呼吸，讓自己平靜下來。他想起叔父筆記裏的一段話：“與古物對話，非強取豪奪，乃如靜水投石。石輕則漣漪淺，然可持續；石重則浪翻涌，然易驚魂。”
他需要找到那個“輕”的點。
閉上眼睛。放緩呼吸。注意力不再集中於“進入”記憶，而是像蛛網一樣散開，輕輕覆蓋在銅鎖表面。感知它的溫度（冰涼）、重量（沉）、質感（銅鏽的粗糙與鎖身的平滑交織）。然後，更深入一層——感知那些看不見的“附着物”：怨念的質地（粘稠、沉重）、情緒的基調（悲傷、委屈、憤怒）、執念的形態（像一繃緊的弦，又像一個緊緊攥住的拳頭）。
就在這時，他“聽”見了。
不是聲音，而是一種類似腦內回響的感知——
“……娘說……要好好讀書……出人頭地……”
“……饅頭分他一半……他餓……”
“……先生誇我字寫得好……”
破碎的、斷續的、孩子的思維片段。像海底偶爾浮上來的氣泡，一觸即破。
汪能屏住呼吸，不敢有任何大的動作，生怕驚擾了這些脆弱的浮現。
更多的片段：
“……鋼筆真好看……亮晶晶的……”
“……不是我……真的不是我……”
“……他們都在笑……指指點點……”
“……爹要是知道……會打死我的……”
“……好累……脖子好疼……”
最後的片段裏，情緒突然尖銳起來，像一刺——
“……張……張少爺……爲什麼……”
張少爺？
汪能猛地睜開眼睛，大口喘氣。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。
“怎麼了？”蔣良權立刻問，“看到什麼了？”
“一個名字……可能。”汪能聲音有些發顫，“那個學生在想……‘張少爺，爲什麼’。張少爺——這可能就是真竊者？或者，至少是相關的人。”
蔣良權迅速記下：“張少爺。民國時期會被稱爲‘少爺’的，要麼是富家子弟，要麼是家中獨子受寵。如果真竊者是這種人，那麼校長孫文翰冤枉窮學生、包庇富家子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”
“還有別的。”汪能擦了把汗，“那個學生的家庭情況……很窮。他經常挨餓，同學會分他饅頭。他父親很嚴厲，如果知道他被當成小偷，可能會打他。他學習應該不錯，因爲‘先生誇我字寫得好’。還有……他很珍惜讀書的機會，因爲母親叮囑他要‘出人頭地’。”
每一句話，都讓那個模糊的身影清晰一分。不再是“一個被冤枉的學生”，而是一個有飢餓感、有恐懼、有小小的驕傲、有對未來的期盼的、活生生的孩子。
然後因爲一支鋼筆，一切都碎了。
蔣良權沉默地記錄着，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。寫完後，他抬頭看汪能：“你需要休息。臉色很白。”
“我沒事。”汪能喝了口水，“孫老師什麼時候到？”
“約的下午兩點，還有一個多小時。”蔣良權看看手表，“你先吃點東西。我帶了早餐，在紙袋裏。”
是研究所食堂的包子和豆漿，已經涼了，但汪能還是感激地接過來。兩人就坐在櫃台邊，就着冷掉的早餐，繼續討論。
“如果‘張少爺’是關鍵人物，那我們得查當時育才小學有沒有姓張的富戶家庭。”蔣良權說，“民國時期霧城的富商，姓張的不少。做紡織的張錦記，開錢莊的張裕昌，還有好幾個地主鄉紳。他們的孩子如果上育才小學，應該會有記錄——要麼是特別捐贈，要麼是校董名單。”
“孫老師的父親作爲校長，會不會因爲壓力而偏袒富家子？”
“很有可能。”蔣良權神色凝重，“私立學校的經費一部分來自學費，一部分來自捐贈。如果張家是重要的捐贈方，那麼校長在處理涉及張家子弟的事件時，很可能會傾向息事寧人，甚至找替罪羊。那個窮學生，就是最合適的犧牲品。”
汪能握緊了拳頭。一股無名的怒火在口翻騰——不是爲了古物的詭異，而是爲了這種裸的、跨越數十年依然散發着腐臭的不公。
“我們要找到證據。”他一字一句地說，“不光是爲了化解執念，更是爲了……把真相還給他。”
蔣良權點頭，正要說什麼，店門又被推開了。
這次進來的是李明道，手裏也拿着一個檔案袋，但表情不像蔣良權那麼興奮，反而有些沉重。
“有發現？”汪能立刻問。
“算是有，也不算。”李明道把檔案袋放在櫃台上，揉了揉太陽，“我查了1940年到1949年霧城警局的非正常死亡記錄。育才小學所在轄區，那十年間一共報了七起學生死亡事件，其中三起疾病，兩起意外（溺水、摔傷），一起不明原因暴斃，還有一起……”
他抽出其中一頁泛黃的記錄紙，推到汪能和蔣良權面前。
紙張邊緣已經脆化，字跡是豎排的毛筆字：
“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初七（公歷1945年7月15）
報案人：育才小學校長孫文翰
事由：該校學生一名，於昨夜在教室自縊身亡。
死者：無名（據稱系流浪兒，在校旁聽，未正式入學，故無姓名記錄）
年齡：約十至十二歲
死因：頸部勒痕，符合自縊特征。
現場勘查：教室門窗自內鎖閉，無外力闖入痕跡。死者腳下有踢翻木凳。講台抽屜發現遺失之鋼筆一支（報案人稱系教員李淑貞所有）。
初步結論：該童或因事發，自盡。
備注：因死者無親屬認領，遺體由警方移交慈善堂收殮，葬於城北亂葬崗（無碑）。案件存檔，不予深究。”
短短幾行字，像冰錐一樣刺進汪能的視線。
“無名……流浪兒……旁聽……”他喃喃重復着這些詞，“所以連名字都沒有留下。校方甚至沒讓他正式入學，只是‘旁聽’。這樣死了，就像死了一只野狗，沒人追究，沒人記得。”
李明道聲音低沉：“記錄裏提到鋼筆在講台抽屜裏‘發現’。但如果真是這學生偷的，他偷完爲什麼不帶走，反而藏在教室抽屜裏？這不合理。更像是有人事後放回去，僞造現場。”
“而且時間對得上。”蔣良權指着期，“1945年7月。抗戰還沒結束，霧城雖然沒被軍占領，但物資緊缺，社會動蕩。一個流浪兒死在小學教室，警察本不會認真查，校方說什麼就是什麼。”
汪能拿起那張死亡記錄，紙張很輕，卻重得他幾乎拿不住。他的目光落在最後一句：“葬於城北亂葬崗（無碑）。”
連一塊標記他存在的石頭都沒有。
“所以……”汪能的聲音有些啞，“我們要找的學生，就是他。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流浪兒，因爲被冤枉偷了一支鋼筆，在教室上吊自。死後被草草埋葬，無人記得。只有他的怨念，附在這把鎖上，等了六十年，等一個清白，等一個名字。”
三個人都沉默了。店裏只有老掛鍾的滴答聲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像在數着那些被遺忘的時光。
良久，李明道開口：“現在的問題是：第一，我們怎麼證明他是被冤枉的？第二，我們怎麼知道他的名字？第三，他的遺骨在亂葬崗，那裏早就平掉建樓了，怎麼‘安魂’？”
蔣良權推了推眼鏡：“第一個問題，關鍵在‘張少爺’。如果真竊者是他，那麼只要找到張家的後人，或者找到當年知情者的證詞，就有可能翻案。第二個問題……”他看向汪能，“你說共鳴時感知到學生的一些記憶碎片，包括家庭信息。也許繼續深入，能挖掘出更多。或者，孫老師的家族資料裏可能有線索——畢竟他父親是校長，也許私下記錄了什麼。”
“第三個問題最麻煩。”李明道說，“亂葬崗在1952年城市擴建時就推平了，上面蓋了國營廠的家屬樓，八十年代又拆了建現在的商業街。遺骨早就不知道混到哪裏去了，本找不到。”
汪能閉上眼睛。他想起了玄冥子那句話：“無名之魂，需以名喚之，方得超脫。”
也許，對於這樣一個被徹底抹去存在痕跡的孩子，“名字”就是他的墓碑。只要有人記得他，叫出他的名字，他的魂就能安息。
但名字在哪裏？
下午兩點整，孫老師準時到了。他帶來了一個老舊的硬殼相冊，一本用布包着的記，還有幾封已經發黃的信件。
“相冊是我父親的寶貝。”孫老師小心地翻開封面，裏面貼滿了大小不一的照片，有些已經褪色，有些邊緣卷曲，“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，主要是學校活動和師生合影。我不知道有沒有用，但你們看看。”
汪能三人圍攏過來。相冊的第一頁是1938年的開學典禮，一群孩子站在場上，前面坐着幾位老師。孫文翰坐在正中，穿着長衫，戴圓框眼鏡，面容嚴肅。那時的他還年輕，頭發烏黑，腰背挺直。
往後翻，是各種活動：運動會、文藝表演、郊遊。孩子們的臉在黑白照片上笑着，天真無邪。汪能仔細辨認每一張臉，試圖找到那個穿着破舊藍布褂子的身影，但照片分辨率太低，孩子們又擠在一起，很難看清細節。
直到翻到1944年秋季學期的一張班級合影。
照片背景是教學樓前，三十多個孩子分三排站着，前排坐着四位老師。照片頂部用鋼筆寫着一行小字：“育才小學四年級甲班全體師生，民國三十三年秋攝”。
汪能的視線凝固在第二排最右側的一個男孩身上。
他個子偏矮，站在邊上，身體微微側着，像是想把自己藏起來。衣服確實是洗得發白的深色褂子，領口磨破了，袖口短了一截。褲子也明顯不合身，褲腿吊着。鞋子看不清，但能看出是布鞋。他的臉很瘦，眼睛很大，眼神怯生生的，沒有看鏡頭，而是看着地面。
和記憶碎片裏的那個身影，重疊了。
“這個孩子……”汪能指着照片，“孫老師，您父親提過他嗎？”
孫老師湊近看，看了很久，搖搖頭：“沒有印象。不過這張照片我倒是記得——我父親晚年經常拿着這張照片看，有時候會嘆氣。我問他是誰，他不說。”
汪能輕輕觸摸照片上那個男孩的臉。隔着玻璃紙和數十年的時光，觸感只有冰涼的平滑。
“他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學生。”汪能低聲說，“一個流浪兒，在育才小學旁聽，沒有正式學籍。1945年夏天，他在教室上吊自了。”
孫老師的臉瞬間慘白。他踉蹌一步，扶住櫃台，手指緊緊抓住邊緣。
“自……自？在我父親的學校？爲什麼……爲什麼我父親從來沒說過？”
“因爲那是醜聞。”蔣良權平靜地說，“一個學生因爲被冤枉偷竊而自，如果傳出去，對學校的聲譽是毀滅性打擊。更何況，真竊者可能是有背景的富家子，校方選擇了包庇和掩蓋。”
孫老師渾身發抖。他看看照片上那個怯生生的男孩，又看看櫃台上那枚冰冷的銅鎖，最後看向汪能，眼睛裏充滿了痛苦和難以置信。
“我父親……他真的做了這種事？冤枉一個孩子，還掩蓋真相？”
“我們還沒有最終證據。”汪能說，“但警方1945年的死亡記錄寫着‘無名流浪兒，自盡’，而鋼筆在講台抽屜裏被發現。這很可疑。我們現在的線索指向一個‘張少爺’，可能是真竊者。孫老師，您父親留下的記或信件裏，有沒有提到姓張的學生？或者，有沒有提到1945年夏天發生過什麼特別的事？”
孫老師顫抖着手，解開那個布包，拿出記本。封面是硬皮，已經磨損，右下角用金粉印着“孫文翰”三個字。
他快速翻閱。記不是每天記，斷斷續續，有時幾個月才寫一頁。大多是學校事務的流水賬：某購置新桌椅，某某某學生生病，某教育局來人視察。
翻到1945年6月，記錄開始密集起來。
“六月初三，晴。
李教員淑貞失其鋼筆一支，系其夫自滬上所購，價值不菲。李教員泣於辦公室，言此筆乃定情信物，失之痛心。衆教員皆疑爲學生所竊，然無證據。”
“六月初五，陰。
張董事來訪，言其子國棟近心神不寧，問是否在校受欺。餘答無。張董事留贈茶葉兩盒，婉拒不得。”
張董事。張國棟。
汪能、李明道、蔣良權交換了一個眼神。
“六月初六，雨。
有學生密報，見那旁聽生（無名）昨放學後獨留教室，形跡可疑。餘召其問話，孩瑟瑟發抖，堅稱未竊。然其衣衫襤褸，家境赤貧，確有竊物之嫌。李教員一旁哭訴，餘心亂如麻。”
“六月初七，大雨。
晨至校，工友驚報：那孩懸於教室梁上，已氣絕多時。腳下木凳翻倒，頸有勒痕。餘魂飛魄散。檢視教室，竟於講台抽屜內尋得李教員之筆。警局來人，錄口供，定案爲自盡。餘知此事疑點重重，然張董事午後遣人傳話：‘校譽爲重，勿節外生枝。’思及學校經費半數仰賴張家捐贈……餘懦，從之。
孩遺體無親可認，警局將葬於亂葬崗。夜不能寐，提筆欲記其名，方驚覺竟不知其姓名，只知他姓陳，旁人間或喚‘阿忘’，取‘被遺忘’之意乎？悲哉。餘此生罪孽，恐難贖矣。”
記到這裏，這一頁的下半部分被撕掉了。撕裂的邊緣參差不齊，像是用力扯下的。
孫老師的手抖得幾乎拿不住記本。淚水在他眼眶裏打轉，但他強忍着沒讓它流下來。
“陳……阿忘……”汪能輕聲重復這個名字，“姓陳。被叫做阿忘——因爲總是被遺忘。”
所以他有姓氏。他叫陳阿忘。一個連名字都透着悲涼的孩子。
“張董事的兒子張國棟，就是‘張少爺’。”李明道聲音冰冷，“所以真竊者很可能就是張國棟。他偷了鋼筆，事情可能快敗露，就誣陷給這個最好欺負的流浪兒。校長孫文翰知道真相，但在張家的壓力和學校利益的考量下，選擇了沉默，甚至配合掩蓋。結果就是陳阿忘被冤枉，絕望自。”
蔣良權補充：“記裏說鋼筆在講台抽屜裏‘尋得’。如果是陳阿忘偷的，他爲什麼要藏在教室？更合理的解釋是：真竊者（張國棟）或知情者（可能是校長）爲了坐實陳阿忘的罪名，事後把鋼筆放回去，僞造現場。”
孫老師終於支撐不住，癱坐在椅子上，雙手捂住臉。肩膀劇烈地顫抖，壓抑的哭聲從指縫裏漏出來。
“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我父親……他竟然……”
汪能走過去，輕輕拍了拍孫老師的肩膀。他不知道該說什麼。安慰是蒼白的，原諒更不是他能給予的。
“孫老師，”汪能等孫老師情緒稍微平復，才開口，“您父親在記裏表達了愧疚，也記下了孩子的姓氏。這說明他良心未泯，只是……在當時的環境下，他做出了錯誤的選擇。而現在，我們有機會糾正這個錯誤。”
孫老師抬起頭，眼睛紅腫：“我該怎麼做？我能做什麼？”
“首先，我們需要找到張家後人。”李明道說，“張國棟如果還活着，應該已經八十多歲了。就算去世，也應該有子女。我們需要他或他的後人承認當年的事——不一定公開，但至少要對陳阿忘的在天之靈有個交代。”
“其次，”汪能看向銅鎖，“我們需要爲陳阿忘‘正名’。他知道自己姓陳，有‘阿忘’這個稱呼。但這不夠。也許在更深的記憶裏，他有真正的名字。我需要再次嚐試共鳴，看能不能找到。”
“最後，”蔣良權說，“我們需要一個儀式。在陳阿忘去世的地方——或者說，在鎖承載的記憶核心處——由孫老師作爲校長的後人，代表父親向他道歉，並承諾將他的故事記錄在‘殘憶齋’的檔案裏，讓他不被徹底遺忘。同時，如果我們能找到張家後人的懺悔，一並納入。”
孫老師用力點頭：“我做。我一定做。需要我跪下來道歉都可以。”
“不是形式的問題。”汪能搖頭，“是誠心。陳阿忘的執念是‘清白’和‘被記住’。我們要給他這兩樣東西。”
接下來的幾個小時，團隊分頭行動。
李明道通過警方的戶籍系統，查找“張國棟”及其後人的信息。民國時期的富人，解放後經歷土改、公私合營等運動，家族可能已經散落，但總會有痕跡。
蔣良權繼續查閱資料，試圖找到更多關於陳阿忘的背景。一個流浪兒，爲什麼會出現在育才小學旁聽？他父母是誰？從哪裏來？
汪能則留在店裏，準備再次與銅鎖共鳴。這一次，有了“陳阿忘”這個名字作爲錨點，他希望能更深入、更安全地接觸那段記憶。
孫老師也沒有離開。他坐在櫃台邊的椅子上，一遍遍翻看父親那本記，尤其是被撕掉的那頁之後的空白。他忽然想起什麼，從布包裏又拿出幾封信件。
“這些是我父親和朋友的通信。”孫老師說，“也許裏面有提到。”
信件大多是瑣事往來，只有一封引起了汪能的注意。那是1945年8月，孫文翰寫給一位遠方同窗的信，其中一段寫道：
“……近校中事，令餘心緒難寧。一孩枉死，餘愧爲人師。然形勢所迫，餘無力回天。唯暗助那孩之母，使其得些微撫恤，然杯水車薪，難贖罪孽。那婦人家住城西棚戶區，夫早逝，獨力撫養此子，孩甚孝，拾荒供母。今孩慘死，婦病臥床，恐不久人世。餘每思及，如芒在背……”
“母親！”汪能精神一振，“陳阿忘還有母親在世！住在城西棚戶區。如果她能活到解放後，可能會有戶籍記錄。就算去世，也可能有鄰居記得。”
孫老師也激動起來：“對，對！城西棚戶區，五六十年代還有，後來改造拆遷了。但我記得地名——好像叫‘苦竹巷’？”
“苦竹巷……”汪能記下，“解放後的戶籍檔案裏可能會有。”
就在這時，李明道打來電話。
“找到了。”他的聲音從聽筒裏傳來，背景有些嘈雜，“張國棟還活着，今年八十九歲，住在城東老部療養院。他解放後參加了工作，在文化局到退休，子女都在外地。我托療養院的朋友側面問了，老頭現在有點糊塗，但偶爾會念叨‘小時候做錯事，害死過人’。”
汪能的心髒重重跳了一下：“他承認了？”
“含糊地承認。說當年偷了老師的鋼筆，害怕被父親責打，就誣陷給一個‘沒爹沒娘的孩子’。後來那孩子自，他嚇壞了，一輩子良心不安。但他不知道那孩子的名字，只知道姓陳。”
“足夠了。”汪能說，“我們需要他錄一段話，向陳阿忘道歉。孫老師這邊，代表父親道歉。然後，我們還需要找到陳阿忘母親的下落，或者至少確認她後來的情況。”
“母親那邊我來查。”蔣良權接過話，“苦竹巷的舊戶籍檔案，研究所可能有微縮膠片。”
天黑下來時，“殘憶齋”裏亮起了燈。
所有線索像拼圖一樣，逐漸拼湊出陳阿忘短暫而悲慘的一生：一個失去父親的窮孩子，和母親相依爲命，靠拾荒度。因爲渴望讀書，溜進育才小學旁聽，被默許。他學習努力，得到先生誇獎，以爲能靠知識改變命運。然後一支鋼筆被竊，他被選中作爲替罪羊，遭受冤枉、責罰、嘲笑。絕望中，在教室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死後無名無姓，草草埋葬。母親可能不久後也病逝，無人記得這對苦命的母子。
只有一把鎖，記住了他的眼淚。
晚上九點，李明道帶着一台小型錄音機回來。裏面錄了一段張國棟顫抖、含糊但清晰的懺悔：
“……我偷了李老師的鋼筆……因爲那筆好看……我怕爹打我，就說是那個姓陳的孩子偷的……他沒錢沒勢，沒人信他……後來他上吊了，我嚇壞了，不敢說……我對不起他……對不起……”
孫老師聽着這段錄音，眼淚再次流下來。他看向汪能：“我可以錄音嗎？代表我父親道歉。”
汪能點頭。
孫老師對着錄音機，深呼吸好幾次，才開口：
“陳阿忘同學……我是孫文翰的兒子。我代表我父親，向你鄭重道歉。六十五年前，他身爲校長，沒有查明真相，冤枉了你，導致你蒙受不白之冤，最終……選擇了絕路。這是他的錯，是不可原諒的錯。他一生都在愧疚中度過，我也是在知道真相後，才明白他晚年的痛苦從何而來。”
“今天，我們找到了當年的真相。真竊者已經承認錯誤。你的清白，今天得以昭雪。你不是小偷，從來都不是。你是一個愛學習、孝順母親的好孩子。對不起，讓你等了這麼久。”
“我不知道你現在在哪裏，是否還能聽見。但我想告訴你：你不會被遺忘。你的名字——陳阿忘，會被記在‘殘憶齋’的檔案裏。你的故事，會被每一個看到這份檔案的人知道。你不是無名之魂，你有名字，你存在過，你值得被記住。”
“對不起……請安息吧。”
錄音結束。孫老師泣不成聲。
汪能拿起銅鎖。他感覺到，鎖身傳來的那種沉重、粘稠的怨念，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——不是消散，而是軟化，像堅冰在春下開始融化。
“還差最後一步。”汪能說，“我們需要在‘記憶場景’裏完成儀式。孫老師，您願意和我一起嗎？”
孫老師擦眼淚，堅定點頭：“願意。”
“我也需要進去。”李明道說，“作爲見證者。蔣老師，你在外面守着，如果情況不對……”
“我明白。”蔣良權拿出懷表，“給你們二十分鍾。超過時間，我會用叔父筆記裏的方法強行喚醒你們。”
汪能、李明道、孫老師三人圍坐在櫃台邊，中間放着銅鎖。汪能左右手分別握住李明道和孫老師的手，形成一個閉合的環。然後，他將自己的意識，像上次那樣輕柔地探向銅鎖。
這一次，有了名字作爲指引，共鳴順利得多。
黑暗。然後景象浮現。
還是那間老教室。黃昏的光線從木格窗照進來，灰塵在光柱中飛舞。
陳阿忘站在教室中央，低着頭，穿着那身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。他的身影比上次清晰了許多，甚至能看見他睫毛上掛着的淚珠。
汪能、李明道、孫老師以半透明的虛影形態出現在教室裏。陳阿忘似乎感覺到了什麼，抬起頭，怯生生地看過來。
孫老師上前一步，對着陳阿忘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“陳阿忘同學，我是孫文翰的兒子。我代表我父親，向你道歉。”
他把在現實中說過的話，在這裏又說了一遍。每一個字都清晰、誠懇。
然後，汪能按下錄音機的播放鍵。張國棟蒼老、顫抖的聲音在教室裏響起：“……我對不起他……對不起……”
陳阿忘聽着，眼睛慢慢睜大。淚水無聲地從他臉頰滑落。
“不是我偷的……”他小聲說，像是終於等到了這句話的回應，“真的不是我……”
“我們知道。”汪能輕聲說，“我們都知道。你是清白的。”
陳阿忘看向孫老師：“校長……他後悔嗎？”
“後悔。每一天都在後悔。”孫老師紅着眼睛，“他晚年常說‘那孩子不該那樣的，是我對不起他’。他記下了你姓陳，記下了‘阿忘’這個稱呼。他想記住你，但不知道你的全名。”
陳阿忘低下頭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後，他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：
“我叫陳念慈。娘起的名字，她說……希望我記住慈悲，對別人好。”
陳念慈。
不是“被遺忘的阿忘”，而是“記住慈悲的念慈”。
汪能感覺自己的眼眶也溼了。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張事先準備好的紙片——那是他從筆記本上撕下的一頁，上面用毛筆工整地寫着：
“陳念慈（約1933-1945）
育才小學旁聽生。勤學孝母，蒙冤不屈。
今得昭雪，清白長存。
殘憶齋記，永不忘卻。”
他把紙片遞給陳念慈的虛影。孩子接過，看着上面的字，眼淚大顆大顆掉下來，落在紙上，卻沒有浸溼它。
“謝謝……”他小聲說，“我……我可以去找娘了嗎？她一個人……在那邊很孤單。”
“可以了。”汪能點頭，“你已經等到了該等的東西。去吧。”
陳念慈的身影開始變得透明。他最後看了一眼教室，看了一眼這些終於相信他、爲他正名的人，然後轉身，走向教室門口。
門外不是走廊，而是一片溫暖的白光。
他邁出去，消失在光裏。
教室裏，銅鎖“咔嚓”一聲輕響，鎖梁自動彈開了。
汪能三人同時睜開眼睛，回到現實。
櫃台上的銅鎖，已經鏽跡斑斑，鎖梁鬆開，仿佛一碰就會碎成粉末。那種纏繞其上的沉重感，徹底消失了。
孫老師長長吐出一口氣，像是卸下了背負多年的重擔。他看向汪能，眼神裏有悲傷，也有釋然：“結束了？”
“結束了。”汪能說，“陳念慈的執念已經化解。他會找到他的母親，不再孤單。”
蔣良權走過來，檢查銅鎖的狀態：“能量反應歸零。鎖成了普通的老物件。”他看向汪能，“所以，完整的流程是：查明真相、證明清白、知曉真名、誠心道歉、記錄在案。”
汪能點頭，翻開筆記本，在“悔過鎖”事件的末尾，補上最終記錄：
“解決期：丙戌年九月廿四
解決方式：
查明真相：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