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日內瓦的晨霧與裂痕
瑞士，日內瓦，清晨六點二十七分。
湖面上的霧氣尚未散去，像一層輕紗覆蓋着這座“和平之都”。陳默站在聯合國歐洲總部萬國宮前的廣場上，看着那面高達十二米的斷腿長椅雕塑——《破椅》。它矗立在廣場中央，三條巨腿中的一條從中斷裂，象征着地雷受害者，也象征着這個世界的殘缺與修復的渴望。
“很震撼，對嗎？”一個溫和的女聲從身後傳來。
陳默轉頭，看見一位約莫五十歲、銀灰色短發梳得一絲不苟的女性。她穿着剪裁合身的深灰色套裝，胸前別着國際證監會組織（IOSCO）的徽章。
“薩曼莎·克羅斯博士，”她伸出手，“行爲監管委員會主席，也是這次公約起草組的聯合召集人。”
陳默與她握手，感覺到對方手掌的力度與溫度。“陳默。很榮幸受邀。”
“我看過你的所有材料，”克羅斯博士與他並肩走向萬國宮大門，“‘星火計劃’在中國的數據，你在達沃斯的演講，還有那篇發表在《金融倫理季刊》上的論文。”她頓了頓，“說實話，當我提議將‘誠信文化’納入全球金融治理框架時，委員會裏有一半人認爲我瘋了。另一半人問：‘你確定這不是某種東方神秘主義？’”
陳默笑了：“那您怎麼說服他們的？”
“我沒說服，”克羅斯博士推開沉重的玻璃門，大廳裏溫暖的空氣涌出，“我說：那就聽聽提出這個‘神秘主義’的人怎麼說。”
萬國宮的主會議廳，被臨時改造成金融治理公約的起草會場。巨大的環形桌可容納六十人，此刻已經坐了三分之一。桌面上擺着同聲傳譯耳機、名牌、礦泉水，以及堆積如山的文件——英文的、法文的、西班牙文的、中文的、阿拉伯文的……紙張的氣味混合着咖啡香，構成國際談判特有的氣息。
陳默的名牌被放在“特邀專家”區域，緊挨着巴西代表。他打開紅色封皮的文件夾——《誠信文化納入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建議書》，扉頁上是他手寫的一行小字：
“修復金融，始於修復人心。”
上午九點整，會議開始。
二、第一輪交鋒：二十種聲音，一個難題
“各位代表，各位專家，”克羅斯博士作爲主席開場，“我們聚集於此，是爲了完成一項看似不可能的任務——爲全球金融市場，建立一套超越國界的信任基礎。”
她身後的屏幕亮起，顯示着公約草案的封面：《全球金融行爲治理共同框架（暫定名）》。
“過去十年，我們完善了資本充足率，加強了信息披露，建立了跨境監管協作。”克羅斯博士話鋒一轉，“但金融醜聞依然頻發，公衆信任持續滑坡。我們不得不問：缺失的那塊拼圖，究竟是什麼？”
美國代表詹姆斯·霍爾特率先舉手。這位前SEC官員、現財政部助理部長，以務實強硬著稱。他說話時習慣性轉動無名指上的畢業戒指。
“克羅斯博士，我理解您的初衷。”霍爾特聲音沉穩，“但金融監管必須建立在可量化、可執行、可驗證的基礎上。‘誠信’‘文化’這些詞太模糊了——你如何測量一個公司的‘誠信度’？如何證明某種‘文化’能降低風險？如果無法測量和證明，它就不能成爲監管框架的一部分。”
歐盟代表瑪格麗特·施密特扶了扶眼鏡。這位德國金融監管局副局長以嚴謹刻板聞名，今天穿着鐵灰色的套裝，仿佛剛從普魯士時代的油畫中走出來。
“我同意霍爾特先生的觀點。”她的英語帶着清晰的德語口音，“文化是軟性約束，不能替代硬性監管。歐盟的MiFID II（金融工具市場指令II）已經有一萬三千條具體規定，我們還在不斷增補。爲什麼？因爲只有明確的規則，才能確保公平。”
日本代表中村健微微躬身，才開始發言：“我國金融廳認爲，當務之急是統一各國現有規則，而非引入新概念。新興市場更需要基礎監管建設。”
巴西代表卡洛斯·席爾瓦欲言又止，最終只是嘆了口氣。
陳默默默觀察着這一切。他注意到：發達國家代表關注的是“概念的可操作性”，新興市場代表擔憂的是“實施的可行性”，而每個人身後，都站着各自國家的金融利益集團——華爾街、倫敦城、法蘭克福銀行區、東京丸之內……
第一天的會議，在技術性爭論中度過。“文化”這個詞被提及三十七次，其中二十九次帶着質疑的語氣。到下午五點休會時，草案中關於“誠信文化”的部分，被加上了括號和三個問號——這意味着它隨時可能被刪除。
三、一個視頻，兩個世界
第二天上午，陳默請求發言。
“各位代表，在討論‘要不要’之前，也許我們可以先看看‘爲什麼’。”他沒有打開PPT，而是示意工作人員播放一段視頻。
畫面亮起。
第一個場景在肯尼亞內羅畢郊外的一個小鎮。土路兩旁是鐵皮屋頂的簡易房，一位約莫六十歲的婦女坐在門前的小凳上，手裏緊緊攥着一個褪色的布袋。她的名字是艾達，字幕顯示。
“我一輩子洗衣服，給人家當幫傭。”艾達用斯瓦希裏語說，英語字幕同步浮現，“攢了五十萬先令（約合4500美元），想給孫子交中學學費。銀行的人來找我，說有個‘保本理財’，利息比存款高很多。”
她打開布袋，取出幾張皺巴巴的文件——那是一份英文的、復雜的產品說明書，風險等級被印在最後一頁的小字裏。
“我不識字，他就指着‘保證’這個詞，讓我按手印。”艾達的聲音開始顫抖，“一年後，我去取錢，他們說……錢沒了。投資失敗了。”
鏡頭拉近，她布滿老繭的手在微微發抖：“他們給我看合同，說一切都‘合法’。可我坐在法院外面三天，律師說，合同沒問題，我告不贏。”
最震撼的瞬間來了。
艾達抬起頭，渾濁的眼睛直視鏡頭，用簡單而破碎的英語說：
“They steal my money. But worse… they steal my trust.”
（他們偷走了我的錢。但更糟的是……他們偷走了我的信任。）
畫面暗下。
會議廳裏一片寂靜。巴西代表卡洛斯摘下了眼鏡，用手揉了揉眼睛。
第二個場景切換。
這是在中國上海，通達證券的“星火計劃”培訓教室。一個看起來不過二十五六歲的年輕男員工站在講台前，胸口別着“實習轉正一年”的工牌。他叫李明（音譯）。
“我……我曾經差點犯下大錯。”李明的聲音有些哽咽，“去年七月，我手裏有個大客戶，要買一款結構性產品。那個產品風險其實挺高的，但傭金也高。我的主管暗示我……‘不必說得太細’。”
他深吸一口氣：“我按照話術模板介紹，避開了幾個關鍵風險點。客戶當場籤了約。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打開‘星火’系統，看到首頁那句話：‘你托付的，不只是財富，還有對未來的希望。’”
李明眼眶紅了：“我一夜沒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沖進主管辦公室，說我要給客戶打追加電話，補充分險提示。主管罵我瘋了，說客戶可能撤單，我的獎金就沒了。”
“但我還是打了。”他抬起頭，眼神變得堅定，“客戶很生氣，果然撤單了。那個季度，我的績效是團隊倒數第一。”
“但是，”李明突然笑了，笑容裏有種釋然，“三個月後，那個產品的掛鉤標的暴跌，如果客戶買了，會損失30%。客戶不知怎麼知道了這件事，特意送來錦旗，說我是‘良心經理’。現在，他把他所有朋友都介紹給我。”
視頻結束。
陳默讓屏幕停留在黑色狀態，足足十秒鍾，讓寂靜在空氣中發酵。
然後他走到會場中央，沒有回座位，就站在那裏。
四、數據與故事：裂痕中的陽光
“艾達女士損失了4500美元，這是她二十年的積蓄。”陳默的聲音很輕，但每個字都清晰可聞，“李明先生損失了一個季度的獎金，大約8000元人民幣。”
“但前者失去的是對金融系統的最後一點信任，後者贏得的是一個客戶的終身托付，以及——”他頓了頓，“對自己職業良心的完整保存。”
他回到座位，打開自己的電腦，將屏幕投影到大幕上。
一組數據可視化圖表緩緩展開。
圖表一：全球重大金融醜聞的“合規合規性”分析（2013-2023）
· 巴克萊LIBOR操縱案：交易員的聊天記錄顯示“我們正在遊戲系統”，但所有操作均在合規流程內；
· 富國銀行虛假賬戶案：員工在嚴苛銷售指標壓迫下開戶，系統流程“完全合規”；
· 馬來西亞1MDB案：資金流轉通過多家國際銀行，反洗錢系統均未觸發警報；
· 綜合統計：93%的重大醜聞中，存在“程序合規但實質失德”現象。
圖表二：實施“誠信文化”企業的效果追蹤（基於12個國家37家機構的樣本）
· 客戶投訴率平均下降54%；
· 員工主動上報潛在違規事件的意願上升400%；
· 內部匿名調查顯示，“感到壓力必須妥協道德”的員工比例從68%降至29%；
· 最關鍵的一項：員工主動阻止他人違規行爲的比例，從7%躍升至63%。
陳默放大最後一項數據：“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當文化改變時，每個員工都成了合規的‘傳感器’和‘刹車片’。而這是任何外部監管都無法實現的——你無法在每個交易員身後派駐一名監管員，但你可以讓交易員自己成爲自己的監管員。”
歐盟代表瑪格麗特忍不住提問：“這些數據如何驗證？樣本是否足夠？是否存在‘幸存者偏差’？”
“問得好。”陳默切換下一張圖，那是哈佛商學院與通達證券合作的三年期追蹤研究設計，“我們建立了對照組：實施‘星火計劃’的分支機構 vs. 未實施的傳統分支機構。所有數據由第三方審計機構普華永道核驗，研究方法已經發表在《金融經濟學雜志》上。”
美國代表霍爾特身體前傾：“即便如此，‘文化’如何納入監管框架？它不像資本充足率，有個明確的百分比。”
陳默等的就是這個問題。
五、三階模型：從理想主義到制度設計
他展示了第三組材料——《誠信文化治理的三階實施模型》。
第一階：制度錨定
“不是空談價值觀，而是將其轉化爲公司治理的法定責任。”陳默展示了幾家歐洲銀行的章程修訂案，“比如，將‘維護客戶長期利益’寫入董事會職責條款；設立獨立於管理層的‘首席道德官’，直接向董事會報告；要求年度報告中必須包含‘文化健康度評估’，由第三方機構出具。”
第二階：行爲可溯
“這是關鍵的技術層。”大屏幕上出現一個簡化的系統架構圖，“通過六個模塊實現文化可追蹤：1）關鍵決策留痕系統；2）雙人復核的強制觸發機制；3）客戶反饋的實時閉環；4）異常行爲的數據分析預警；5）匿名舉報的安全通道；6）典型案例的定期復盤學習。”
他特別強調：“這不僅是監督，更是保護——保護合規員工免受不當壓力，保護公司免受未來訴訟。”
第三階：激勵重構
“最困難也最重要的一環。”陳默展示了一份通達證券的績效考核表，“我們改革了KPI：客戶長期滿意度占比30%，風險規避貢獻占比25%，合規質量占比20%，傳統財務指標只占25%。而且，我們設立了‘道德勇氣獎’，獎勵那些因爲堅持原則而短期受損的員工——獎金來自因爲風險規避而節省的潛在罰金。”
日本代表中村健皺起眉頭：“這樣的考核，會不會導致員工不願承擔任何風險？金融需要適當的風險承擔。”
“我們區分了‘魯莽風險’和‘審慎風險’。”陳默早有準備，“系統會識別：是基於充分研究和透明披露的風險決策，還是基於信息不對稱和僥幸心理的賭博？前者受鼓勵，後者會觸發預警。”
他環視全場：“這三階模型，已經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市場試點：中國的通達、德國的德意志銀行部分業務線、新加坡的星展銀行。初步數據表明，它不但沒有扼殺創新，反而讓創新更可持續——因爲員工不再擔心‘創新會不會踩雷’，系統會告訴他們邊界在哪裏。”
長時間的沉默。
然後，巴西代表卡洛斯·席爾瓦緩緩舉起了手。
六、裏約的傷疤與覺醒
“我能說幾句嗎？”卡洛斯的聲音有些沙啞。這位五十多歲的巴西央行前官員，鬢角已經花白。
主席點頭示意。
“剛才視頻裏那位肯尼亞女士的故事……”卡洛斯深吸一口氣，“讓我想起我的妹妹。”
全場安靜下來。
“她叫安娜，住在聖保羅郊區。2018年，巴西爆發了那場著名的‘皮涅爾龐氏騙局’。”卡洛斯的聲音開始顫抖，“詐騙者僞裝成投資基金，承諾月息2%。他們租用豪華辦公室，聘請名人站台，所有文件都‘看起來很合規’。”
他摘下眼鏡，揉了揉眉心：“安娜投進了她全部的退休金——相當於三萬雷亞爾。不只是她，她的教堂團契裏，三十多個人都投了。因爲他們信任介紹人——那人是銀行退休經理，看起來值得信賴。”
“2019年騙局崩盤，十五萬巴西人受害，總損失超過六十億雷亞爾。”卡洛斯抬起頭，眼眶發紅，“安娜失去了房子，搬來和我住。她今年六十二歲，重新去超市做收銀員。而更讓我痛苦的是——”
他停頓了很久。
“我在央行工作過，我看過早期預警報告。”卡洛斯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，“有基層監管員在2017年就提出懷疑，但他的上司說：‘沒有明確違規證據，不要影響金融創新。’如果我們當時有一種機制，能重視這種‘直覺預警’，如果我們的文化鼓勵說‘這事雖然暫時合法，但感覺不對’……”
他說不下去了。
會議廳裏，只有空調系統低沉的嗡鳴。
瑪格麗特·施密特輕輕嘆了口氣。詹姆斯·霍爾特收起了那份略帶攻擊性的質疑筆記。中村健低頭在本子上記錄着什麼。
卡洛斯重新戴上眼鏡，看向陳默：“你剛才說，實施誠信文化的企業，員工主動阻止違規的比例從7%升到63%。我想知道……如果能早三年發現皮涅爾騙局，能拯救多少個‘安娜’？”
沒有人回答。
也不需要回答。
七、七天的拉鋸戰：每個詞都在發光
從第三天開始，會議進入了實質性的條款起草。
爭吵依然激烈，但性質變了——不再是要不要“誠信文化”，而是如何定義它、框定它、讓它既不會淪爲空洞口號，也不會變成僵化教條。
陳默成了最忙碌的人。他穿梭在各個工作小組之間：
· 定義組：爭論“誠信文化”到底應該用“integrity culture”“ethical culture”還是“trust-based culture”？每種譯法背後的哲學意涵不同。
· 框架組：討論三階模型應該如何適配不同發展水平的市場？發達國家可以直接上系統，新興市場可能需要先從董事會章程修訂開始。
· 評估組：最棘手的問題——如何評估文化建設的成效？是客戶滿意度調查？員工匿名問卷？還是風險事件的“近失誤”報告率？
每天會議從早九點到晚六點，然後是小組討論到晚上十點，接着陳默和核心起草團隊還要工作到凌晨兩三點，修改文本，準備第二天的材料。
第四天深夜，陳默在休息室遇到克羅斯博士。她正在喝第三杯黑咖啡。
“累嗎？”她問。
“像在同時下二十盤棋。”陳默揉着太陽穴，“而且每盤棋的規則都不一樣。”
克羅斯博士笑了：“知道我最欣賞你哪一點嗎？你不說‘這是唯一正確的路’，而是說‘這是目前看來最不壞的選擇’。這在理想主義者中很少見。”
陳默看着窗外，日內瓦湖在月光下泛着細碎的光。“因爲我失敗過太多次。‘星火計劃’第一版推出時，我們設計了十幾種激勵機制，結果一大半沒用。後來才發現，最有效的激勵，是讓員工親眼看到自己的堅持保護了真實的人。”
他分享了一個故事：通達證券曾將一位客戶因爲員工堅持風險提示而避免損失的故事，做成了內部短片。片中，那位客戶說：“我知道你因爲說實話可能丟了獎金，但我想告訴你——你救了我女兒的大學基金。”短片播出後，主動進行補充風險提示的員工增加了三倍。
“人需要意義感，”陳默說，“尤其是在金融這樣容易被數字異化的行業。”
第五天，最大的危機來了。
美國代表霍爾特提出：“公約可以包含‘鼓勵發展誠信文化’的表述，但不能有任何‘應當’‘必須’這樣的強制性措辭。美國國會絕不會批準帶有強制文化條款的國際公約。”
歐盟代表瑪格麗特跟進：“歐盟可以接受原則性表述，但必須加上‘在尊重各國法律和文化傳統的前提下’。”
這意味着，公約可能被稀釋成一紙空文。
陳默沒有當場反駁。當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。
八、一封郵件，三十個籤名
陳默收集了過去三天各國代表在非正式交流中分享的故事：
· 英國代表提到，倫敦一家小投行因爲堅持不做“灰色地帶”交易，短期內流失客戶，但長期贏得了家族辦公室的信任；
· 南非代表講述，一家保險公司因爲理賠員主動爲客戶尋找條款依據，口碑傳播帶來新業務；
· 印度代表分享，某個金融科技公司建立“道德算法審查委員會”，意外發現了能降低整體風險的新模型……
他將這些故事整理成一份非正式紀要，標題是：《當我們談論“誠信文化”時，我們在談論什麼？——來自二十個市場的真實回響》
凌晨兩點，他把紀要發給了所有代表，附言：
“這些不是理論，是正在發生的改變。也許它們微小，也許它們不完美，但它們證明了一點：追求更高的職業標準，不是某個國家或文化的專利，而是全球金融從業者內心共同的渴望。
我們能否給這份渴望，一個正式的名字？”
第六天早上，陳默走進會議室時，發現氣氛有些微妙。
巴西代表卡洛斯第一個走過來，拍拍他的肩：“我昨晚把那份紀要發給了巴西銀行聯合會的主席。他今早回復：如果國際公約能推動這個方向，我們會支持。”
接着，南非代表、新加坡代表、加拿大代表……陸續有人表示，他們諮詢了國內業界，得到的反饋“比預期積極”。
詹姆斯·霍爾特在上午的會議上，語氣明顯緩和：“我仍然對強制性條款有保留。但如果能找到合適的表述方式，既體現共同願望，又不構成法律強制……”
瑪格麗特·施密特推了推眼鏡：“歐盟可以接受‘建議性框架’，但需要明確這是‘漸進式采納’。”
轉折出現了。
九、第二十七稿：裂縫中的陽光
第七天，也是最後一天。
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，起草組逐字逐句打磨第14條第3款。這是關於“誠信文化”的核心條款。
· 第1稿：“各成員國應采取措施培育金融誠信文化。”（美國反對“應”）
· 第7稿：“鼓勵成員國根據本國情況發展金融誠信文化。”（歐盟認爲太弱）
· 第15稿：“建議成員國將誠信文化納入金融治理考量。”（日本認爲不夠具體）
· 第21稿：陷入僵局，有人提議刪除整個條款。
下午四點三十分，距離最終表決還有九十分鍾。
陳默走到白板前，拿起馬克筆。所有人都看着他。
“各位，我們能接受的最低共識是什麼？”他問，“不是完美的方案，而是不完美的第一步。”
他寫下三個詞：
承認。
鼓勵。
分享。
“我們能否達成這樣的表述：
1. 承認誠信文化是金融穩定的重要基礎；
2. 鼓勵各國探索適合自身的培育路徑；
3. 建立國際經驗分享機制，讓好的實踐被看見、被學習？”
會場安靜了幾秒。
卡洛斯第一個說：“這個表述，巴西可以接受。”
瑪格麗特點頭：“歐盟也可以。”
中村健沉吟後：“日本沒有異議。”
所有人看向詹姆斯·霍爾特。
這位美國代表看着白板上的三個詞，手指無意識地轉動着戒指。許久，他說：“如果‘承認’是基於現有證據，‘鼓勵’是非強制性，‘分享’是自願參與……”他深吸一口氣，“美國可以支持。”
克羅斯博士立即示意秘書處：“按這個方向，起草最終版！”
四十五分鍾後，第二十七稿出爐。第14條第3款最終表述爲：
“本公約締約方承認，誠信文化的培育有助於增強金融體系的韌性與公信力；鼓勵各國根據自身市場發展階段，探索適宜的誠信文化建設路徑；並支持建立國際經驗交流機制，促進良好實踐的共享與學習。”
下午六點十七分，公約草案全文通過。
掌聲響起，持續了很久。
十、光與遠光：不是終點，是起點
會議結束後，國際金融協會（IIF）秘書長在走廊叫住了陳默。
“你知道嗎？”這位頭發花白的英國紳士說，“三十年前，我參與起草第一版《巴塞爾協議》時，所有人都說資本充足率是‘不可能的國際共識’。今天我們達成了另一個‘不可能共識’。”
他遞給陳默一張名片：“IIF打算成立‘金融文化工作組’，你有興趣做聯合主席嗎？”
陳默接過名片：“我需要時間考慮。但無論是否任職，我都會繼續做這件事。”
返程前夜，陳默獨自走到日內瓦湖邊。夜色已深，對岸法國小鎮的燈光倒映在水中，碎成一片星海。
他打開手機，點開“口碑檔案”。客戶D的頁面依然在那裏，最新動態停留在三個月前——他購買了一款教育儲蓄計劃，備注是“爲孫女準備”。
陳默在下方寫下：
“今天，在日內瓦，二十多個國家同意：守護像您這樣的托付，應該成爲全球金融的共同語言。
路還很長，但方向已經亮起。
我們會繼續前行，不負每一份信任。”
他知道，客戶D永遠不會看到這段話。但他需要寫下來，對自己，對這份職業，對三年前那個在會議室裏說“我想試試”的年輕人。
第二天飛機上，陳默看着舷窗外。飛機穿過雲層，上方是無垠的藍天，下方是翻涌的雲海，陽光從側面射入，給雲層鍍上金邊。
他想起克羅斯博士送別時說的話：“陳，你推動的不只是一個條款。你推動的，是一種金融文明的蘇醒——從‘我可以做什麼’到‘我應該做什麼’的蘇醒。”
陳默當時回答：“其實我更願意說：我只是在提醒金融，別忘了自己最初被創造出來的目的——不是讓錢生錢，而是讓錢爲人服務。”
空乘送來飲料，打斷了思緒。陳默要了杯水，打開座椅前的屏幕，調出新聞頻道。
國際財經新聞正在報道日內瓦公約的達成。畫面切到達沃斯、倫敦、紐約、東京的街頭采訪。一位倫敦的年輕分析師對着鏡頭說：“終於有人說了我們不敢說的——做這行，不應該只在‘合法’和‘非法’之間選擇，還應該在‘對’和‘錯’之間選擇。”
陳默關掉屏幕，閉上眼睛。
飛機正在飛向東方，飛向上海，飛向下一個起點。
而他知道，在倫敦金融城，艾米麗·沃森正在組織第一次“誠信文化國際交流會”；在紐約華爾街，托馬斯·萊爾德正在向客戶解釋新的“行爲風險管理框架”；在新加坡濱海灣，林永健的客戶們開始主動要求“更透明的記錄”；在上海陸家嘴，通達證券的屏幕上，正實時播放着全球各分支機構的“今日守護故事”……
每一處，都亮着一句話：
“光的意義，在於照亮遠方；
守護的價值，在於代代相傳。”
光在走遠。
而他們，正走向光。
---
【三個月後】
陳默收到一個來自日內瓦的包裹。裏面是一本精裝的公約正式文本，扉頁上有所有起草組成員的籤名。
最後一頁的空白處，有人用不同的筆跡寫了幾句話：
*“給我的妹妹安娜。——卡洛斯·席爾瓦”
*“爲了那個差點迷失的年輕交易員。——瑪格麗特·施密特”
*“爲了一切‘雖然合法但感覺不對’的時刻。——詹姆斯·霍爾特”
“因爲你讓我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。——薩曼莎·克羅斯”
陳默翻到公約第14條第3款，在那段文字旁邊，用中文寫下一行小字：
“這不是結束，是開始。
不是勝利，是責任。
光已點亮，遠方便不再遙遠。”
他將公約放在書架最顯眼的位置，旁邊是《星火計劃工作手冊》、達沃斯演講的照片，以及女兒畫的那張“爸爸在照亮世界”的塗鴉。
窗外，上海正華燈初上。陸家嘴的摩天大樓逐一亮起，黃浦江上遊輪駛過，留下一道道光的軌跡。
陳默打開電腦，開始撰寫《金融文化工作組第一次會議議程》。
光標在屏幕上閃爍，像一顆等待點燃的星火。
而在世界的不同時區，無數顆星火，正在各自的軌道上，向着同一個方向，緩緩移動。
它們知道，獨行的光或許微弱，但匯聚的光，足以照亮遠方的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