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的晨霧在十月變得具體起來。
不再是夏日那種蒸騰的、氤氳的水汽，而是有形狀的、低低貼着府南河面的霧，像一匹攤開的、洗得發白的棉布。陳默騎自行車穿過霧氣時，能感覺到水珠凝結在睫毛上，看出去的世界是毛玻璃後的輪廓。
他想起林薇說南京的霧不同——更薄，更輕，太陽一出來就散了。那時他回復：“成都的霧有重量，能壓彎銀杏枝頭。”
現在他看着那些確實微微下垂的枝椏，想這算不算一種詩的印證。
實習公司的項目進入收尾階段，要翻譯一本德國工業設計年鑑。周老師說：“這次不急，但要精。每個術語都要查三遍。”
所以他有了大段面對電腦屏幕的時間。德文，中文，德文，中文。偶爾他會停下來，看窗外霧氣如何被風撕開又聚攏，像某種緩慢的呼吸。
午休時他去了老劉面館。老劉正在看報紙，老花鏡滑到鼻尖。
“還是擔擔面？”老劉頭也不抬。
“今天換豌雜面。”
老劉從眼鏡上方看他一眼：“想換口味了？”
“嗯。”
其實不是。是林薇說過想念成都的豌雜面，說南京的面條太細，醬料太甜。他想知道她記憶裏的味道是什麼樣。
面端上來時熱氣騰騰，肉臊子和豌豆鋪在細面上，紅油在碗邊聚成琥珀色的圈。他拍了一張，猶豫片刻，還是發給了她。
“替你嚐一口。”
幾分鍾後她回復：“味道對嗎？”
“麻味夠，辣味欠一點。”他如實寫，“老劉說現在的辣椒不如從前了。”
“記憶裏的味道總是更好。”她說，“因爲記憶會美化。”
“也會固化。把某個瞬間變成標本。”
“然後反復觀看。”
對話在這裏停了一下。他們都明白在說什麼——那些被反復回味的瞬間，那些被固化的記憶切片，以及他們正在共同創造的、未來可能會被固化的現在。
下午他路過那家唱片店。老板正在門口擦櫥窗，見他來，點點頭：“有新到的。”
店裏在放肖斯塔科維奇的弦樂四重奏，那種緊繃的、隨時要斷裂的美感。陳默在古典區翻了翻，手指停在一張唱片上——德彪西的《意象集》，封面是莫奈的《睡蓮》。
“這張適合秋天聽。”老板說，“特別是第二首，《月落荒寺》。”
他買下了。不是因爲真的需要，而是想晚上告訴林薇：我今天買了張德彪西，封面是莫奈的睡蓮，老板說適合秋天聽。
這種分享正在成爲習慣——不是刻意維持，而是自然而然，像呼吸時需要空氣。
傍晚回家時霧氣散了，天空是幹淨的瓦灰色。他在小區門口遇到一只流浪貓，橘色的，蹲在垃圾桶蓋上看着他。他蹲下身，貓也看他，然後輕巧地跳下來，蹭他的褲腿。
他拍下這一幕：橘貓，黃昏的光線，他投在地上的長影子。
發給林薇時他寫：“今天交了個新朋友。”
她很快回復：“它叫什麼？”
“還沒問。”
“問問。”
他於是對着貓說：“你叫什麼？”
貓喵了一聲，繼續蹭他。
“它說這是秘密。”他寫道。
“那就不問了。有些秘密應該被尊重。”
他想起她說過，他們之間也在保守某種秘密——關於情感，關於期待，關於那條看不見的線。這種保守不是欺騙，而是一種默契的延遲，延遲揭曉，延遲面對，延遲決定。
回家後他煮了粥。白粥，什麼也不加，配一碟榨菜。簡單到近乎寡淡的晚餐，但他吃得慢，一口一口，像在進行某種儀式。
手機亮了。是她發來的照片——南京圖書館的閱覽室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夜色，室內燈光溫暖，書架上投下深深淺淺的影子。
“在查資料。”她說，“關於民國公館的窗櫺紋樣。”
“找到想要的了嗎？”
“找到一些。但總覺得不夠完整，像拼圖少了關鍵的幾塊。”
“可能關鍵的幾塊不在書裏。”他寫道，“在實地，在那些還活着的建築裏。”
“也許。”她停頓，“你翻譯呢？”
“還在繼續。德語裏有很多復合詞，長得像一列火車。”
“拆開呢？”
“拆開後是很多小詞，每個都有自己的意思，合在一起又變成新的意思。”他想了想，“有點像我們。”
這句話發送後他有些後悔。太明顯了，太接近那條線了。但撤回已經來不及。
她過了很久才回復：“怎麼像？”
“分開時是兩個獨立的詞，放在一起，就有了新的語境，新的意義。”
“那我們是哪個復合詞？”她問。
這問題太危險，但也太誘人。他盯着屏幕，手指懸在鍵盤上方，能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。
“不知道。”他最終誠實地說，“可能還沒有被造出來。”
“可能正在被造出來。”她糾正。
夜晚深了。他洗完碗，坐在書桌前，打開新買的唱片。《月落荒寺》的鋼琴聲流淌出來，德彪西那種模糊的、水彩般的和弦，沒有明確的邊界，像霧，像月光，像記憶裏無法聚焦的細節。
他拿出那本《情人》，翻到湄公河渡輪那段。十五歲半的法國少女和中國男人，在殖民地午後的炎熱裏相遇，在河流上，在時間的褶皺裏。
林薇說那本書是關於“不可能的愛情”。
那什麼才是可能的愛情？在同一座城市？有共同的未來規劃？還是僅僅像現在這樣，隔着屏幕，分享晨霧和夜色，分享唱片和葉子？
他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，在這個十月的夜晚，他想念一個從未見過的人。這種想念沒有具體的形狀，沒有具體的內容，只是一種存在——像背景音，像呼吸的節奏，像身體裏某種新長出來的器官，提醒你它的存在。
十一點，她發來最後一條消息：“我回宿舍了。今天走了很多路，腳疼。”
“泡個熱水腳。”
“嗯。你呢？”
“在聽德彪西。”
“好聽嗎？”
他錄了一段發過去。鋼琴聲在夜晚的房間裏顯得格外空曠，像一個人在巨大的空間裏自言自語。
“像月光在走路。”她說。
“或者像霧在消散。”
“有區別嗎？”
“月光是降臨，霧是離去。”
“你總是分得很清楚。”
“不好嗎？”
“沒有不好。只是……”她停頓，“有時候模糊一點，可能更接近真實。”
真實。這個詞讓他沉默。什麼是真實？是南京和成都之間精確的一千二百公裏，還是他們在屏幕兩端同時感受的夜色？是物理的不可跨越，還是情感的正在跨越？
他最終沒有回答這個問題。只是說：“睡吧，很晚了。”
“晚安。”
“晚安。”
放下手機後，他沒有立刻起身。而是攤開一張紙，拿起筆——不是打字，是真正地用筆在紙上寫。
“十月十一日，成都霧散後晴朗。買了一張德彪西，遇見一只橘貓，翻譯了三千字。想你。”
寫完後他看了一會兒，然後把紙折成很小的方塊，夾進《情人》的書頁裏，正好在“我已經老了”那一頁。
他想，如果很多年後他老了，翻開這本書，會發現這張紙。紙會泛黃，墨跡會變淡，但字還在。那時候他會記得這個夜晚嗎？記得德彪西的鋼琴聲，記得橘貓的觸感，記得屏幕上那句“可能正在被造出來”？
也許會，也許不會。但紙會記得。
紙總是記得的。
就像葉子記得季節，唱片記得聲音，建築記得時間。
就像某些瞬間，一旦被經歷，就永遠留在那裏，成爲時間本身的一部分，無論你是否記得。
窗外傳來貓叫聲，不知道是不是那只橘貓。他起身關燈，房間陷入黑暗。只有手機屏幕還亮着，顯示着最後那條“晚安”。
他想，明天霧可能還會來，翻譯還要繼續，老劉面館還會開門。
而他們，還會這樣對話——用文字，用照片，用錄音，用一切可以穿過距離的方式。
一點一點地，造那個還沒有名字的復合詞。
在秋天真正降臨之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