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天早晨，我在僵硬中醒來。
不是普通的睡姿不當導致的僵硬，而是一種深層的、從骨骼裏滲出來的滯重感。尤其是頸部，轉動時能聽到細微的“咔噠”聲，像是生鏽的齒輪。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嚐試回憶照片中我的姿勢——第一張，端坐，頭正頸直。我現在正模仿着那個姿勢，盡管我是躺着的。
手機在床頭櫃上震動。是李維：“找到阿明姐姐的地址了，今天能見。你還好嗎？”
我慢慢坐起來，每一個動作都像在對抗無形的阻力。回復：“還好，下午見。”
浴室鏡子裏的自己讓我停頓了幾秒。眼圈深黑，臉色蒼白，但更令我注意的是我的姿態——我不自覺地挺直脊背，雙手垂在身側，頭保持水平。就像照片裏的那個我，只是背景從照相亭幕布換成了自家浴室瓷磚。
我強迫自己放鬆，彎腰洗臉。冷水皮膚，帶來片刻清醒。
早餐時，我注意到右手有輕微的顫抖。咖啡杯在手中微微晃動，深棕色液體表面蕩開細密漣漪。我放下杯子，雙手握在一起，但顫抖沒有停止，像是某種內在的震動。
出門前，我做了件理智告訴我毫無意義、但本能驅使的事：在門檻撒了一小撮鹽。從廚房拿來的普通食鹽，在晨光中泛着白色的微光。我看着那排細小的晶體，自嘲地笑了笑——一個唯物主義的記者，在做什麼？
但當我關門離開時，我回頭看了一眼。鹽線完整，沒有被破壞的痕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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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明的姐姐住在城市另一端的老社區。樓房是八十年代建的，牆面爬滿爬山虎，在盛夏的陽光下綠得發黑。李維已經在樓下等我，手裏拿着一份文件夾。
“陳玉梅，五十二歲，小學教師。”他簡短介紹，“電話裏很警惕，我說是研究本地歷史，想了解她弟弟工作過的星光娛樂城，她才勉強同意。”
“她知道那台機器的事嗎？”
“我沒提。但她聽到‘星光娛樂城’時，聲音明顯變了。”
我們爬上五樓。開門的是一個瘦削的女人，花白頭發整齊地梳在腦後，眼鏡後面的眼睛銳利而疲憊。她打量了我們幾秒，才讓開身：“進來吧。”
房間很小，但整潔得近乎刻板。沙發上蓋着白色的鉤花罩布，茶幾玻璃下一張張老照片排列得整整齊齊。我的目光被其中一張吸引——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，穿着花襯衫，摟着陳玉梅的肩膀，兩人都在笑。照片右下角手寫期：1997.5.20。
“那就是阿明。”陳玉梅的聲音從廚房傳來，她端着茶壺走出來，“坐吧。你們說想了解星光娛樂城？”
“是的，陳老師。”李維接過話頭，語氣盡可能溫和，“我們在做一個本地娛樂場所變遷的調研，星光是其中重要一站。聽說您弟弟曾在那裏工作？”
陳玉梅倒茶的手頓了頓。茶水準確注入三個杯子，一滴未灑。
“他是在那裏工作過。”她放下茶壺，坐下，“但那都是過去的事了。二十多年了。”
“我們找到了一些當時的資料，”李維小心地翻開文件夾，“但關於您弟弟的離職……記錄不太清楚。”
“他不是離職。”陳玉梅直視我們，“他是死了。死在那裏。”
房間裏安靜下來。遠處傳來孩子們的嬉鬧聲，尖銳而歡快，與室內的沉重形成刺眼對比。
“我們很抱歉。”我說，“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想了解當時的情況。這可能會幫助我們更完整地還原那段歷史。”
陳玉梅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爲她會拒絕。然後她站起來，走到一個老式的五鬥櫃前，打開最上面的抽屜，取出一個鐵皮盒子。
“阿明是我帶大的。”她坐回來，手指撫摸着盒蓋，“父母走得早，我大他八歲。他愛玩，愛笑，喜歡搗鼓機器。星光娛樂城開業時他去應聘維修工，高興壞了，說每天都能玩最新的遊戲機。”
她打開盒子。裏面是照片、信件、一些零碎的小物件。最上面是一張工作證，塑封已經發黃：陳志明，維修部，1996.8入職。
“1997年8月15，他上晚班。”陳玉梅的聲音很平靜，但那平靜之下是二十多年仍未愈合的傷口，“那天晚上十一點多，娛樂城經理打電話給我，說阿明出事了。等我趕到時，救護車已經走了，他們說……說沒救了。”
“發生了什麼？”李維輕聲問。
“他們說，他在檢修一台自助照相亭時，機器故障，觸電身亡。”陳玉梅拿起工作證，拇指摩挲着照片上弟弟年輕的臉，“但我不信。”
“爲什麼？”
她抬頭看我們：“因爲阿明最怕電。小時候被電過一次，之後碰到電器都特別小心。他絕不會在沒斷電的情況下檢修機器。而且……”她停頓了一下，似乎在猶豫該不該說，“而且他的遺體，姿勢很奇怪。”
我和李維對視一眼。
“怎麼奇怪？”
“像是坐在照相亭裏的樣子。”陳玉梅的聲音更低了，“手臂放在身體兩側，腿並攏，頭……頭正直視前方。殯儀館的人說，可能是電擊導致的肌肉痙攣，但……”她搖搖頭，“但太像了，太像坐在那裏拍照的姿勢。”
我感到後背一陣發涼。照片裏我的姿勢。
“那台照相亭後來怎麼樣了？”我問。
“還在那裏。”陳玉梅的眼神變得空洞，“娛樂城改建商場，設備都換了，但那台照相亭留了下來。經理說那是阿明最後工作過的地方，留着紀念。紀念？”她冷笑一聲，“是心虛吧。”
“心虛？”
陳玉梅盯着我們，突然問：“你們真的只是來做歷史調研的？”
房間裏的空氣凝固了。李維放在膝蓋上的手微微收緊。
“我們……”我開口。
“你們也在查那台機器，對不對？”陳玉梅打斷我，“因爲最近又出事了。每隔幾年，就會有人來打聽，旁敲側擊地問阿明的事，問那台機器。他們的表情都和你們一樣——害怕，但強裝鎮定。”
她站起來，走到窗邊，背對我們：“走吧。我沒什麼能告訴你們的了。阿明已經死了二十六年，讓他安息吧。”
“陳老師，”我也站起來，“如果那台機器真的有問題，如果它還在傷害別人，您不想阻止它嗎？”
她轉身，眼眶發紅：“怎麼阻止？砸了它？燒了它？我試過。1998年，我偷偷回去，想砸了那東西。但每次接近，都會發生怪事——燈光閃爍，機器自己啓動，還有……還有影子。從那以後，我再也沒去過。”
她走回來，從鐵皮盒子底層抽出一張照片，放在茶幾上。那是一張黑白照片，拍的是那台照相亭，從稍遠的角度。照片裏，照相亭的門半開着，裏面似乎坐着一個人，但看不清臉。照片背面寫着一行小字：“1998.3.12，他還在裏面。”
“這是您拍的？”李維拿起照片。
“拍完我就跑了，照片洗出來才看到。”陳玉梅坐下，雙手交握，“從那以後，我知道阿明沒有離開。他被困在那裏了。或者……或者那不是阿明了。”
“什麼意思？”
“人死會變成鬼，但鬼也會變。”她看着我們，眼神裏有深不見底的悲哀，“如果鬼一直在同一個地方，吸收同樣的東西——恐懼、好奇、那些拍照人的瞬間——它會變成什麼？它還會記得自己是阿明嗎？還是變成了別的什麼，一個只知道重復、只知道索取的……東西？”
這個問題懸在空氣中，沉重得讓人呼吸困難。
離開時，陳玉梅在門口叫住我：“你試過了，對嗎？四張連拍。”
我沒有否認。
“還有幾天？”
“兩天。”
她閉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氣：“如果……如果你能結束這一切，請你結束它。不是爲了我，也不是爲了阿明，是爲了以後不會再有人經歷這些。”
她關上門，留下我和李維站在昏暗的樓道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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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天，症狀惡化了。
顫抖從手蔓延到全身，不是持續性的，而是間歇性的發作，像突然掉進冰窟，全身肌肉無法控制地戰栗。頸部的僵硬擴散到肩背，我走路時不得不挺直身體，像個笨拙的機器人。
更糟的是視線。偶爾，世界會突然失焦幾秒，一切變得模糊，然後恢復。在那些模糊的瞬間，我會看到一些輪廓——人形的輪廓，站在房間角落、走廊盡頭、車窗外面。一眨眼，又消失了。
我開始避免照鏡子。不是害怕看到什麼異常，而是害怕看到自己——我的姿勢越來越像照片裏的那個人，那個坐在照相亭裏等待快門按下的人。
下午，我回到報社處理一些積壓的工作。張明看到我，皺起眉頭：“你臉色很差，病了就去醫院。”
“感冒，沒事。”我簡短回答，不想多說。
坐在電腦前，我強迫自己集中精神寫一篇普通的社區新聞稿。打字時，我注意到一件怪事：我打出的文字偶爾會出現亂碼，不是鍵盤故障，而是屏幕上某些字母會變成奇怪的符號，類似我在照相亭內壁看到的那些刻痕。
我揉揉眼睛，亂碼消失了。
“沈老師，您的咖啡。”小周把杯子放在我桌上，突然“啊”了一聲。
“怎麼了？”
“這……這咖啡漬的形狀。”她指着杯墊上濺出的幾滴咖啡，“好像一個人。”
我低頭看去。幾滴深褐色的液體在白色紙墊上暈開，確實形成了一個模糊的人形，像是正在行走。更詭異的是，這個形狀我在哪裏見過——
照片。第四張照片裏那個走出背景的人影。
我猛地推開椅子站起來，咖啡杯差點打翻。
“對不起對不起！”小周慌忙拿紙巾擦拭。
“沒事。”我聲音澀，“我去下洗手間。”
在洗手間的鏡子前，我終於仔細打量自己。蒼白，眼窩深陷，但除此之外，似乎還是我。我試圖彎下腰，洗把臉，但腰部傳來劇烈的僵硬感，只能勉強前傾一點。
就在這時，鏡中的倒影眨了一下眼。
不是我眨的。我的眼睛還睜着，但鏡中的我閉眼又睜開。
我僵住了，死死盯着鏡子。
倒影也盯着我。但它的嘴角，極其緩慢地，向上扯動了一下。一個微笑，冰冷而機械。
我後退一步，撞在牆上。
鏡中的我倒退一步，但動作比我慢了半拍，像是信號延遲。
我轉身沖出洗手間，在門口差點撞上老陳。
“慌什麼？”他扶住我，皺眉看着我，“你最近到底在查什麼？整個人都不對勁。”
“我……”我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老陳把我拉到樓梯間，點了支煙：“張明讓我盯着你點，說你這幾天神神秘秘的。我不管你在查什麼，但聽我一句：有些東西，碰不得。記者這行久了，都知道有條線，線那邊的東西，你看見了也當沒看見。”
“如果線那邊的東西來找你呢？”
他抽煙的動作停了：“那就跑。拼命跑。別回頭，別好奇，別想弄明白。因爲一旦你想弄明白，它就會纏上你。”
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走了。留下我一個人在樓梯間，聽着自己沉重的呼吸。
晚上回到家，我知道我必須面對最後的證據了。那四張連拍原片。
我把它們從鎖着的抽屜裏拿出來，擺在書桌上，打開所有燈。然後，我拿出放大鏡。
第一張：人影已經不再模糊。我能看清它的衣着——一件花襯衫，和鐵皮盒子裏阿明照片上那件很像。它的臉依然沒有細節，但能看出頭部微微向左傾斜。
第二張：它走出了兩步，現在站在幕布中央。花襯衫的圖案更清晰了，是那種九十年代流行的棕櫚樹印花。它的手垂在身側，手指微微彎曲。
第三張：它離“我”的影像只有一步之遙。它的臉轉向鏡頭方向，雖然還是沒有五官，但那種“注視”的感覺撲面而來。它的右手抬起了一點，像是要搭在“我”的肩膀上。
第四張。
我屏住呼吸。
在第四張照片裏，它已經不在背景中了。它站在“我”的影像身後，緊貼着，像一個重疊的鬼影。它的右手確實搭在了“我”的肩膀上。而它的臉——這次有了五官。
模糊，扭曲，但確實是五官。眼睛的位置是兩個深色的空洞，鼻子和嘴的輪廓扭曲變形，像一個融化的人臉。但最恐怖的是，那張臉的表情：一種混合了痛苦和貪婪的怪異笑容。
而照片中的“我”——那個我的影像——正在發生變化。它的顏色變淡了，邊緣模糊，像是正在溶解。而那個人影的顏色在加深，輪廓在變實。
就像它正在取代我。
就像它正從照片裏走出來，一步一步，走進現實。
我丟下放大鏡，靠在椅背上，渾身冷汗。
第七天。明天就是第七天。
按照傳說，明天我會以照片中的姿勢死去。而按照照片顯示的過程，明天那個人影將完全走出照片，完全取代我。
李維的理論在我腦海中回響：觀察給了它形式和方向。我拍了四張照片，給了它四個“時間點”，讓它能夠錨定、能夠移動。而我的恐懼、我的關注、我不斷的觀察，在喂養它，讓它變得更清晰、更強大。
陳玉梅的話：“鬼也會變……它會變成什麼？”
一個只知道重復、只知道索取的東西。重復死亡，索取生命。
我看向電腦，屏幕上是阿明那張1997年的小照片。年輕，鮮活，在笑。
是什麼把他變成了照片裏那個扭曲的東西？是死亡本身？是那台機器？還是二十六年來無數拍照人的恐懼和好奇？
我不知道。
但我知道一件事：我不能等死。我不能坐在這裏，等待它完全走出照片，取走我的生命。
我打開郵箱，給李維、老陳、還有我的律師朋友寫了一封定時郵件，設置明晚十一點發送——那是我拍下照片的整七天之後。郵件裏簡述了發生的一切，附上了部分證據照片，並寫明如果我失蹤或死亡，調查方向應指向星光商場地下一層的自助照相亭。
然後我寫了另一封信，給父母，說些常的話，說我愛他們。寫的時候，眼淚模糊了視線。
做完這些，我看着桌上的四張照片。那個人影在第四張裏幾乎已經完全實體化。它在看着我，我知道它在看着我。
“好吧。”我對着照片說，“你要來，我就等你。但不在我這裏等。”
我有了一個計劃。一個瘋狂、危險、很可能無用的計劃。
我要回到那台機器面前。不是在第七天被動等待，而是主動回去。如果它需要觀察才能存在，如果它需要儀式才能完成，那我就要在那個儀式的起點，嚐試打破它。
李維打來電話：“我查到了機器的來源。它最初是從一個倒閉的流動遊樂場買來的，那個遊樂場八十年代末就沒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找到了當年星光娛樂城的一個保安，他說……”
“說什麼？”
“說阿明死的那晚，他聽到照相亭裏有聲音。不是慘叫，而是……笑聲。還有快門聲，連續不斷的快門聲。”
我握緊手機：“明天，我要回去。最後一次。”
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：“我也去。”
“不，這是我一個人的事。”
“沈傑，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。”李維的聲音很堅定，“這是所有被那東西糾纏過的人的事。陳玉梅、阿明、‘快門囚徒’、還有那些我們不知道名字的人。我明天下午來找你，我們一起。”
掛掉電話，我看向窗外。夜深了，城市燈光如常閃爍。
我鎖好四張照片，躺到床上。閉上眼睛前，我檢查了臥室門——我在門縫下撒了鹽。
凌晨兩點，我被聲音驚醒。
不是快門聲，而是另一種聲音：刮擦聲。細細的，持續的，像是有人在用指甲輕輕刮擦木料。
聲音來自臥室門。
我慢慢坐起來，看向門口。月光從窗簾縫隙透進來，在地板上投下一道蒼白的光帶。
門下的那條鹽線，不知何時，已經被掃開了。鹽粒散在兩側，中間出現一條淨的通道。
刮擦聲停了。
取而代之的，是門把手開始緩緩轉動。
非常緩慢，幾乎難以察覺，但確實在轉動。向左，停住，向右，停住，像是在試探。
我僵在床上，無法動彈，無法呼吸。
把手轉到了底。門鎖發出輕微的“咔噠”聲。
但門沒有開。我睡前反鎖了。
寂靜。漫長的、壓迫的寂靜。
然後，刮擦聲再次響起。這次更清晰了，就在門外，就在我臉的高度。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像是在敲門。
又像是在模仿拍照時，手指按下快門的動作。
我盯着那扇門，直到天色漸亮，聲音消失。第一縷晨光透過窗簾時，我低頭看自己的手——它們緊緊攥着被子，指節發白，姿勢僵硬，與照片裏一模一樣。
第六天結束了。
第七天，來了。
